的再审视,针对美国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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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美原武官:面对特朗普发飙 中国要做到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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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大参考

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

作者:杨毅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驻美使馆原武官,海军少将,中美战略着名学者。)
时间:2018年4月2日

在美国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是未来主导世界权力格局的经济潜力。中美以竞争为主导的关系主要基于美国对双方经济实力相对变化趋势的悲观预期和回应,而非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因此中国以增强战略互信为目标的友善示好不能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质和美国对华政策大方向。当前阶段,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竞争上,而首先体现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中国首先面临来自美国旨在预防性破坏中国经济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而非大国军事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因此更需要重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失败的教训,警惕美国利用中国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迫切愿望,令中国以损伤自身经济发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让步。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一旦被视为解决一揽子外交难题和崛起困境的要结,成为指导中国对美外交实践的目标,则中美关系稳定向好将可能成为美国对中国进行反复勒索和要价的筹码,中国在周边的战略信誉和影响力也将遭到破坏。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和目标不可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与中美关系必须好亦不能混为一谈,这要求中国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代价进行充分评估,同时转换思维理性看待和应对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避免在自身战略利益上丧失与美国的博弈能力,秉持实力原则和利益导向,展示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行动能力,并且切实将外交重点放在经营好东亚地区,中国才能以大国的身份与美国进行各取所需所得的利益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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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守成大国,中国作为崛起国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确看待中美关系的性质、准确研判中国崛起来自美国及其国际体系的主要压力所在,并基于此确定有效的对美政策和博弈策略,这对于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崛起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分析中美两国核心竞争的是什么,中美矛盾是否能够通过努力寻求战略互信得以化解;在明确中美关系和两国矛盾的性质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剖析中国崛起所面临来自美国体系的压力和困境首先体现在什么方向;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判断,本文将讨论在现实互动中发展中美关系的限度,特别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对两国政治关系“压舱”作用的有限性,并审视“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外交策略和走出“崛起困境”的战略目标的相互适配性;文章的最后部分将指出,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自身崛起目标。

互为竞争对手的中美格局,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意味着什么?

一、对美国而言,中美竞争的核心在于未来主导世界权力格局的经济潜力

在第三界太平洋证券“一带一路”内部论坛上,中美战略知名学者杨毅将军判断,中国今后面临的压力会更大,挑战也更加严峻;同时,美国战略收缩,也给中国让出了更大空间。这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两个十分”: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近年来,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提出了不少外交新理念,无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始终将中美关系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然而,官方外交表述通常回避中美关系的主导性问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关系性质做出的权威解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定性事实上承认了当前中美两国作为大国竞争关系客观存在的现状,但同时强调中美应当建立既竞争又合作的良性关系。那么,竞争与合作这两种关系究竟哪种才是中美之间的主导性关系?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塑造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话题。如果我们不能明确中美关系的主导性质,则策略上难以清晰地界定中国在构建中美关系过程中的利益排序。与此同时,合作关系的构建是两国互动的结果,并不由中国单方的美好愿景所决定,中国需要明确美国怎样看待中美关系的本质,才能评估与美国构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先看挑战。之所说压力会增大,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中国自身发展强大,国际影响力增强,引起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疑虑和警觉;第二,国际大环境发生变化,恐怖主义威胁相对下降,大国竞争因素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比重上升。

在中国试图模糊解读中美关系主导性的同时,美国新任政府却给出了确定的回答。2017年12月18日,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该演讲报告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解读了中美经贸关系问题,并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的“竞争者”。在随后2018年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为:“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官方的外交表态不能仅从字面理解,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比较主流的观点确实认为,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大势。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的主流话语在看待彼此关系的主导实质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尽管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其领导的政府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这样,在官方公开措辞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但其“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组合政策的推进和战略资源的投放与部署,说明美国事实上已将中国视为为亚太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主要对手。

在过去二十年,特别在911之后,美国把过多战略资源用于反恐战争,导致自身伤筋动骨。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一个转折点。此后,中国的亮丽“成绩单”引发了一些国家的“羡慕嫉妒恨”,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聚焦点。这个问题在今后还会越来越突出。

美国认定中美两国是竞争对手,那么在美国看来,中美核心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何处呢?现实主义者认为守成国与崛起国的核心竞争是国际领导权,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是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者认为是对包括国际主流价值观在内的国际规范的塑造权,后两者说到底仍是国际领导权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从历史经验和长期视角看,大国之间的权力更替或许最终会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更迭上,但当下的中美两国在国际领导权领域还并未形成现实中的竞争关系。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60%以上,但当前中国在国际政治核心事务上的介入和影响能力尚未达到19世纪末期德国的水平,和二战结束后的苏联更无法同日而语。中美之间在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权力竞争还没有提上日程,无论是联盟体系及其影响,还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实力及运用能力,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大于俄美之间的距离。俄美两国是世界上唯一一对能够确保绝对相互摧毁能力的超级核大国,而俄罗斯在中亚、欧洲和中东都有自己的准军事盟国,更建立了集安组织这样的地区安全同盟机制,在欧洲和中东这两个世界权力中心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博弈能力。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不结盟政策”目前并无松动迹象,安全上追随中国的国家也寥寥无几。美国目前主要担心的不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建立与美国形成竞争性的军事联盟或战略伙伴关系体系。

尽管美国把竞争重点放在中俄两国,但在中俄之间,中国又是重中之重。美国对中国形成挑战的看法是全方位的,除了双边,还包括印太、欧洲、中东、南美等地区,而视角更触及各个领域,如政治、发展模式,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增大等等。当然,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让西方国家感到紧张。

中美竞争的核心目前是潜在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较量。中国让美国倍感竞争压力和威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发展势头。在世界权力发生转移之前,首先需要经历的阶段是大国之间国际经济地位的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是未来国际领导权竞争的基础。美国并未在当下过度感受到中国的安全压力和威胁,而是担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在未来具备在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领域给美国带来威胁的物质能力。除了对未来中国经济潜力的担忧之外,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竞争,特别是作为大国的制造能力和双边贸易失衡方面,中国在当下也直接影响了美国核心的经济战略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的防范甚至打压恐会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也可能会遇到更大阻力,其中有些是“非经济因素”,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干预,以各种借口,如“国家安全”等因素加以阻挠。因此,中国海外投资,包括“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成本有可能会提高,对此中方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保守化趋势被一些学者解读为美国正在放弃国际领导权,甚至开始畅想美国主动接受或不得不接受“中美共治”的大国合作模式。这里,我们需要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领导权进行三个层次的分解:一是世界格局中的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政治和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二是全球公共领域的治理意义上的主导权,主要体现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美国在各种多边组织中的地位;三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道义制高点,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领域,即美国充当的“自由世界灯塔”角色。如今特朗普政府的保守化主张体现在:美国无疑仍要当世界上最强大、占尽别国便宜的超级大国,但需要审慎和有条件地扮演“世界警察”、“自由世界的领袖”和美国理想主义者们热衷的“世界灯塔”角色。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处于相对衰落的阶段,面对自身社会对所谓西方“政治正确性”的抵触和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的冲击,包括特朗普本人的美国部分保守派认为继续挑着意识形态的道义大旗改造世界得不偿失,他们对第三层次的领导权表现得兴致索然。与此同时,对于第二层次即全球化规则和全球治理领域的主导权,作为该领域的领导者,美国也正在丧失领导的意愿和能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就口惠而实不至,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更加明显。尽管维持全球治理和全球普世价值观意义上的世界领袖角色对美国而言,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打算放弃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分配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国际领导权的实际竞争者。相对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而言,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领域更多体现为国家间的责任分配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美国正在试图把权力和责任分离,一方面推卸在全球治理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领域的领导责任(比如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贸易自由化和气候问题上),另一方面继续对世界格局中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进行掌控。美国目前对北约等军事联盟组织的态度看似并不积极,但更多是对其盟国提高要价,让他们向美国缴纳更多垄断性质的“保护费”。

另一方面,美国的战略收缩,频频“退群”,也给中国让出了更大空间,给了我们拓展国家利益、有所作为的更大机遇。不单单是周边,亚洲、非洲甚至拉美和欧洲,都在期待搭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访华,都体现了这种机遇。如果把握得好,中国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会增大,关键要把握住机遇,善于进行战略运筹。

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对领导权掌控意愿的弱化,表面看为中国占据该领域制高点提供了机会。但目前中国不具备美国的军事霸权、同盟体系和美元主导地位,在这些条件缺失的情况下过度承担全球治理的实际责任,并不能因此使中国获得与投入相称的国际领导者地位。事实上,目前在全球公共领域希望“甩包袱”的美国乐见于中国实际担负起全球治理难题的责任棒。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目标应定位于提高国际参与和道义高点,而不宜将目标不切实际地定位于获得该领域的国际领导权,并为此投入过多资源和过度消耗国力。

天下不会大乱大方向没有变

二、中国崛起首先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陷阱”,而非“修昔底德陷阱”

面对新格局、新形势,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

亚洲城ca88,美国已将中国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中国面临美国设置的“崛起困境”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这种崛起压力可否通过塑造双边关系的努力予以化解呢?中国不少学者和政策界人士认为,中国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和防范,因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中美因彼此“战略互疑”而形成猜忌与矛盾,两国应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动机,并据此建立战略互信,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大国关系。

尽管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有时候会让我们措手不及,但是天不会塌下来,大的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微观上看,就如拿着显微镜观察,天下乱象丛生;用望远镜来看,和平与发展却依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并没有改变。

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中国不断向美国明示,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无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国际秩序,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因忌惮美国的战略猜疑而掣肘。然而,这些努力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因此消除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威胁认知。中美关系发展遭遇的瓶颈无法通过增进战略信任来化解。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主要不是因为对于对方的动机和行为产生了误判,而是由中美结构性矛盾所引发。中美结构矛盾是基于双方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的趋势,和美国针对这一趋势的悲观预期所做出的回应,美国这种回应主要不是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美国基于两国客观实力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潜在能力做出预防性行为,而中国却把重点放在向美国证明自己在主观动机上对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没有敌意,这种尝试和与之相应的对美让步对于增进中美关系徒劳无功。换言之,中国以增强中美战略互信为目标的努力,并不能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转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大方向。中国崛起必然遭遇来自美国及其体系的压力从而身处崛起困境中,无论中国试图与美国构建怎样的大国关系互动模式,这一实质都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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